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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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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報導者》刊出「廢墟裡的少年」專題，其中我們追蹤了少年土豆的故事，寫下〈15歲起 我這樣養活自己〉，揭露他因家庭失能，從15歲開始，便在亳無防護與裝備下，幫農民代噴農藥，賺錢生活。這則故事當時引起媒體跟進、立委關注，更有讀者希望協助土豆完成大學學業。但半年過去了，我們回到現場，持續追蹤土豆及那些很早就開始童工歲月的少年少女，卻驚訝發現法令與政策對童工的保護，反讓他們進退維谷。

究竟 ，台灣糾結的童工問題源自何處？第一線支持弱勢少年的台少盟、張秀菊基金會等NGO，又如何勉力繞過法律的框條，協助他們脫離沒有希望的黑工市場？

土豆在國小時，越南籍的母親就離開家庭，父親和阿嬤在他15歲那年相繼過世，家貧使他和哥哥很早開始了童工歲月，透過各種底層的零工養活自己：鋪校園PU跑道、上山搬菜、工地裡爬鷹架運水泥⋯⋯過程中沒有任何一任雇主為他申請過勞保。父親過世後，他就沒再繳過健保費，有次摔傷臂膀，就放著傷自行痊癒；也曾遇上噴農藥身體不適，大口灌牛奶，或自費到診所打解毒針。

今年3月，土豆總算滿18歲了。半年前，我們採訪土豆時，他說期待18歲的到來，「18歲之後，工作選擇多一點，我們（未成年）這個年齡去做，都被當成工讀生，也許做得比別人多，還是領工讀生的錢⋯⋯。」

本以為過了18歲這條至少在刑法上的成年線，人生的選擇會多些。就在滿18歲前的一個月，土豆離開農藥代噴，到麥寮六輕試做金屬管線和車牙的工作，但不到兩個月，因不適應工廠裡制式的生活，重回老本行農藥代噴。這一次他不再是拉繩索的助理，自己當起師傅，與19歲的黃村霖和另一位未成年的同村友人，三人一個隊伍，開著農藥車在田裡揮汗如雨穿梭。下一步呢？「不知道，邊走邊看吧，我們這樣的人只能想到今天，」土豆說。

儘管少子化，政府也實施了12年國教，但台灣近年貧富差距拉大及脆弱家庭增加，一群因家庭失能、與教育系統脫軌而得提早入社會的少年，正在增加中。

根據政府統計，2014年到2017年間，青少年15～19歲勞動參與率從7.98%逐步上升到8.79%。透過 勞保勾稽的數據顯示 ，台灣每個時刻約有3萬多名童工和少年工在勞動市場，這還不包括難以計算的未投保黑數。

只有「好一點的黑工和不好的黑工」

為了保護兒少，避免孩子過早和過度勞動， 《勞基法》規定雇主不得僱用未滿15歲的少年，15歲以上未滿16歲受僱者被視為童工，童工每天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每周工時不得超過40小時，例假日不得工作，此外，16歲以上未滿18歲的少年工，亦不得從事危險性或有害工作。

不論是童工或少年工，雇主一旦使用就得提交年齡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書、年齡證明文件和工作計畫。

但一連串立意良善的法規，反而讓這群少年成為業者眼中「難用」的人力，因此，稍有規模或制度化的企業主，都不願在綁手綁腳的法令下，聘僱這群童工和少年工。

台中張秀菊慈善基金會社會工作部主任彭俊雄說：「連鎖飲料店就明確告知他們不用未滿16歲的，因為被查得太嚴，這一行（飲料業）哪有8點關門、週日不營業的？難道永遠交給資深員工幫忙收拾？」

這結果使得童工們走上兩條路：比較好的黑工，和環境比較不好的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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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點的黑工，像是時薪遠低於法令規範的洗頭小妹、到快炒店端盤、夜市叫賣、工廠裡產品包裝、河道或下水道工程清汙、國道公路邊坡除草。不好的黑工則是進入地下社會當車手、詐騙、顧賭場、送藥的小蜜蜂⋯⋯。這些工作時薪或日薪遠比一般工作高，但不穩定，充滿風險，也難以長久。

「我高中同學很多休學，50個人進去，到了高二剩下一半，有些去做『公主累』的工作，一小時就6、700，不像我要洗4天的頭才能賺到她們一天的錢，」在中部一所高職讀美髮科的樂樂說。她原本半工半讀，但每天工時長，隔天上課極累，於是休學全職工作。她現在底薪5,000元，洗一顆頭45元，每天洗6～8顆，潤絲和燙髮可以抽成，每天工作12小時，薪水才可能有27K。

40年前，台灣也有大量童工。

那是1970、19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家庭即工廠，鄰里關係密切，小孩會在家或社區附近打工，賺點零用貼補家計。但現在的童工面貌卻大不相同，他們來自脆弱家庭，哪有工作哪兒去，很少在家長和熟識者的視線裡。

很認命？少年工傷比想像中多

攤開數據，15～24歲的青少年僅佔總體勞動人口的6.86%，但工傷人次卻佔全體勞保職災給付人次15.65%，少年職災發生情形嚴重。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簡稱台少盟）祕書長葉大華說，少年勞動條件低落，包含未達最低薪資、各種苛扣、加班未給薪、未納入勞健保、沒有職業安全教育與保護措施等。「弱勢少年勞動意識差，遇到倒楣的事很認命，只想趕快恢復生活，不懂得申訴，」葉大華觀察。

在社會新聞裡，頻繁出現少年工傷事件。我們試著追蹤一些受傷的童工，瞭解他們後續的處境。

像一起2015年在雲林發生的工傷——家裡為口湖鄉低收入戶、15歲剛國中畢業的曾國琳，為了貼補家用，與同學阿俊到北港的工地搬水泥，結果開工沒多久，這兩個孩子就被長200公尺、高2.55公尺、重達400公噸的水泥牆壓住，事發當時動用了3部大型挖土機和2部怪手拉開水泥牆。曾國琳被救出時已斷氣，阿俊則受了重傷。

回頭追問當時情況，活下來的少年表示，上工前他們沒有得到任何職訓，至於受傷時，包商只是到家探望，付了醫療費，接下來包商逃跑，不知去向。

而另一起2017年11月在彰化溪湖鎮，同樣是家境清寒，16歲楊姓少年在當地小型火鍋店打工時，因更換瓦斯桶不慎，導致氣體外洩爆炸，造成全身26%二度灼傷。他在加護病房醒來後的第一句話是問來探視他的達德商工校長許維純說：「有沒有別人受傷？」

楊姓少年的母親是新住民，父親從事裝潢，少年為了添補家用而打工；工作兩個月間，老闆沒有提供勞保和職前訓練。半年後追蹤少年情況，他還在休學復原中，但不幸的是，他仍得面對其他燙傷客人對他提起的傷害告訴。

即便一路安全邁入成年，童工經驗也難成為未來職涯的墊腳石。一來，他們很難從非典工作轉入正職；其二，採訪到的童工和少年工多半需要照顧家庭，月收入如果有2萬元，幾乎一半的錢拿給家人；更甚者，他們會因工作而無法避免不良的習慣，甚至累積大量的罰單。

難以銜接職場的惡性循環

事實是，除了住在台北和高雄，台灣的農村或都市邊郊沒有發達的大眾運輸，童工們在14、15歲或更早，就學會騎車、開車上路，甚至駕駛農地裡耕耘機和小發財車。

缺工的農場和工廠雇主面試總會問「有沒有駕照」？ 腳踏車在路途遙遠的地方並不方便，自然以二手摩托或電動車代步，有時老闆或中間商還會提供動力車讓少年駕駛。雇主為了吸收人力而刻意忽略年齡，少年則是為了工作謊稱年紀，大家各取所需，沒人在意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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